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党的使命任务，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战略高度，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久久为功，以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 以导向为根本，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导向正确与否是根本性问题。越是追求流量的时代，越是要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始终坚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时代廉洁文化的根和魂，以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纪法意识为重要内容，深化理论阐释，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 同时，廉洁宣传教育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一方面要跟进服务群众。党性有多纯，看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在哪儿，宣传就要跟进到哪儿，群众在网上，宣传教育就要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另一方面要教育引导群众。不能一味迎合市场，为了吸引眼球就制造噱头、哗众取宠。用富有时代特点、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正能量，就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以精品为追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融合互促。低质内容稀释主流价值，导致受众产生审美疲劳和价值迷茫。唯有优质作品，才能突破信息壁垒，获得受众的认可与主动传播。新时代廉洁文化作品不能简单以数量论英雄，而是坚持以质量取胜，打造深度与传播度兼具的精品。一方面，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内容是宣传工作的核心载体，脱离优质内容的宣传，哪怕形式再新、传播再广，也难以真正触达人心。受众在进步，审美水平、信息甄别能力也在提升，对宣传内容的思想深度、专业精度、情感温度要求愈发严苛。该推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概括为三“有”，即对受众有用，与受众有关，内容有趣。另一方面，形式载体与时俱进。形式是内容的“第一印象”，是受众进入内容的大门，决定了受众以哪种方式、哪种节奏、哪种情绪进入内容，不仅赋予内容的可传播性，甚至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态度”，好的形式可以与内容相互促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其流行的艺术形式。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以当地流行的秧歌

“正身直行，众邪自息”出自《淮南子·缪称训》，意思是为人端正、行事正直，各种不好的念头和行为自然会止息。这启示我们，惟有以正立身、以直行事，方能刹住歪风邪气。 在《说文解字》中，“正”字“从止，一以止”，南唐学者徐锴释意为“守一以止也”，意为坚守原则而有所不为；“直”字被释意为“正见也”，即目光端正、不偏不倚。两者互为表里、内涵相通。正身直行，重在恪守原则，要在清廉公正，贵在慎终如始。 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正身直行，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明辨是非曲直，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南宋理学家朱熹说：“人之一心，得其正，则事事皆得其正。心或不正，则无一事得由于正。”说的是一个人内心端正，做的事情也会是正当的；如果心术不正，那就没有一件事能够遵循正道。唐代监察御史魏傅弓以凛然正气直面暴吏，北宋大臣毛注不畏权贵多次弹劾奸臣，他们面临危险仍然能够守正不桡、持节重义，均源于他们是非分明，有坚定的信念，所以才能够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辨是非、立场坚定，通过在思想上强基固本，确保在行动上规规矩矩，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清廉公正是正身直行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身自正；秉持公心、衡鉴无私，行自直。三国袁准《袁子正书》有言：“公道行，即邪利无所隐矣”，意思是说，处事公允，偏邪私利便无处遁藏。明代巡按御史蒋春芳曾在《巡按江北誓辞》中写道：“焉可以一身之污秽，强将公道而主张。”意在强调自身廉洁是秉公持正的前提。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徇族党好恶之私，己虽正而必陷于邪”，警醒世人如果为亲族朋党徇私，即便自己不贪不占，也必然会堕入邪途。公心存乎内，正义才能行于外。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员干部既要心怀“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的廉洁操守，也要明辨“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的公私界限，真正做到“清正俭素，门无私谒”，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正身直行，非一日之功，要做到长期坚持，还要注意防微杜渐。《太公金匮》中讲，“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慎终与始，完如金城。”意思是，德行是从细微处积累起来的，祸患也是从细微处滋生出来的，只有慎始慎终才能如金城般完好无失。“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党员干部修身养德亦如海上行舟，船舵微微转动，就足以让庞大船体彻底偏离航向，越是小事小节，越要“慎微防萌，以断其邪”。一

在河南省内乡县三省堂前，悬挂着一副广为传颂的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副楹联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为政者与百姓之间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民本思想与为政之道的生动阐释。 溯古而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民为邦本”的传统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将民众视作治国理政的根本，是我国古代先贤在数千年前即已萌生的远见卓识，并在数千年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传承。 所谓民本，首在以百姓之心为心。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愿景，到郑板桥发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感叹，其中最深沉的底色就是心存仁爱、与民共情。共情的基础是了解，首先要深入群众，放下身段、迈开双脚，到田间地头、街巷里弄去倾听真实的声音、了解真实的情况。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无论是制定政策、谋划项目，还是推动工作、干事创业，都要问问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 与民共情是基础，善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则是检验为政之德的实践标准。“地方全靠一官”这句楹联，既是对为政者责任的强调，也是对施政行为的要求。民本不是空谈，惟有将民本思想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举措，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清代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两治黄河水患，任四川总督期间改革盐政、修理都江堰水利，通过一件件实事造福桑梓，受到百姓爱戴。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需要的正是这种设身处地、解民之忧的初心与行动力。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当代愚公”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30余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生命渠”，结束了村庄长期缺水的历史；随后又带领群众“坡改梯”，将昔日荒山变成了良田。“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在20余年光阴里，累计开展电力抢修和上门服务10万余次，让暖心的电流交织在群众生活之中。这些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学问功业不可以顿进，必穷之以渐，日积月累，廓然贯通。 南宋名臣胡铨在《遗从子维宁书》中教导晚辈，“古之君子，学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体欲其日强，行欲其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并指明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具有“竞时”意识，“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强调做学问、求上进、修功德，一日都不能懈怠，必须活到老、学到老。 人人都想有精彩的人生，但“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这个“由”就是“一日不使其躬怠”。只有铢积寸累、日就月将，积小胜为大胜，才可能水到渠成、融会贯通。明代大儒宋濂的功业学业德业，皆来源于勤学苦练的日日为继、绵绵用力。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正是这样的“弗之怠”，让宋濂成为明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天下之势，以渐而成；天下之事，以积而固。为学之道，不可轻视“渐”的力量，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尤须勤加修炼、永不懈怠。清代名臣曾国藩，学业文章深受后人敬仰，这与他勤于“日课”不无关系。他曾写一副对联：“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曾国藩为自己制定了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等《日课十二条》，将其视为修身自律准则，终日奉行。他把小事坚持一生，最终名垂后世。 “日新者，久而无穷也。”学习才能上进，学习开创未来。在我们党内，老一辈革命家总是率先垂范、带头学习，“一日不使其躬怠”。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对读书学习保持着浓厚兴趣，从来没有懈怠过；周恩来自觉坚持学习，一辈子践行《我的修养要则》；刘少奇酷爱“啃书”，写出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们强学业、建功业，不知疲倦，活到老、改造到老，成为共产党人的模范。 当今时代，知识爆炸式增长，发展日新月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竞时”的意识、勤学的精神。新征程上，永葆“一日不使其躬怠”的韧劲，在学习知识上不停歇、在修养品德上不止步，厚实功底、增强底气，定能更好适应这个巨变的时代，成为勇立潮头、引领发展的弄潮儿、开拓者。（桑林峰）

“苞苴无敢及其门”语出《明史·范景文传》。其原文为范景文“以名节自励，苞苴无敢及其门”。“苞苴”原意为用苇和茅编织成的包裹鱼肉等食物的用具，后指馈赠礼物，进而引申为贿赂。“苞苴无敢及其门”，意即没有人敢登门送礼行贿。 历史上，像范景文那样，拒绝接受他人礼物的例子还有很多。明代王恕为官刚正不阿，曾写有自题联：“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并将其贴在官署大门上，以此自警。清代于成龙有言“不事苞苴梦亦清”，任直隶巡抚时，曾颁布《严禁馈送檄》，要求“凡遇重阳、冬至、元宵等节并过路送礼，各衙门概行禁止，如有私相馈献，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姑宽”。无论是“无敢及其门”，还是“以入都为羞”，抑或是“拒贿梦亦清”，映照出的都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追求。 苞苴作为礼物的缩影，对待它的态度，体现着为官者的品格与操守。纵观古今，有循吏廉官，也有墨吏贪官，最大区别就是廉官能够坚守内心、克己修身，不做物欲的奴隶；而贪官则被欲望所裹挟，在利益面前败下阵来，丧失底线大肆敛财。可见，内心有坚守，行为不逾矩。 这种“内心的坚守”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一种在日复一日的自省与坚守中逐渐沉淀下来的人格底色。一瓶酒、一包烟、一张卡……“苞苴”之所以能够成为贿赂手段，往往是因为在人情往来的外衣下，很容易让人对这些“小意思”放松警惕，由“礼尚往来”逐渐演变为贵重礼品输送。“毛毛细雨湿衣裳，点点贪念毁名节。”点点滴滴看似微不足道，一旦破了规矩、开了口子，这些“小节”的步步失守，将在视若无睹中酝酿溃堤的风险。因此，守住内心，就是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我们党一直提倡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始终将纪律规矩刻印在心，在“糖衣炮弹”面前，永葆一颗戒惧之心。林伯渠给身边工作人员反复叮嘱：“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谁也不准替我收礼，谁收了谁自己处理。”洪学智给自己定下“八条铁令”，其中之一就是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面对秘书自作主张收下的砚台，斩钉截铁地要求退回，并叮嘱：“收了第一次，就会收第二次，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郑培民拒礼有三招：一是对那些走后门拉关系、跑官要官的送礼者，一概拒之门外；二是对亲戚和十分熟悉的老部下、老同事的礼物，或者婉言谢绝

《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向孔子请教君子之道，孔子提出了“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个递进式答案。短短十五个字，勾勒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体系，点明了为政者以自我修养为根基，以造福百姓为目标的终极使命。 修己，是安百姓的立身之本，是向内求索的德性淬炼。春秋时期，孔子深刻认识到为政者的失德给百姓带来的困苦。在他看来，君子通过不断内省修身而完善自我不是个人私事，而与家国天下密切相关。《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将修身置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强调人格修养无分贵贱、皆为根本。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意指淡泊能明确志向，节俭可涵养人格，最终达到“修身养德”的目标。总之，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唯有先修己身，正心诚意、立德立行，方能摒弃私心杂念、筑牢信念根基，拥有安百姓、济天下的坚固基石。 安百姓，是修己的价值归宿，是向外践行的使命担当。“安”不仅是物质上的丰足、安全，也是精神上的安定、舒心。百姓物质上衣食无忧、精神上无后顾之忧，对社会有信心、对政府有信任，方能安居乐业。孔子将“安百姓”置于君子之道的最高层次，正是看到百姓福祉与国家稳定的深层关联。北宋范仲淹为官一任，兴修水利、赈济灾民，以仁政护一方百姓；清代王仁堪捐俸修渠、千方百计救济饥民，赢得百姓“攀辕哭泣”的爱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以“修己”为基，将百姓需求放在首位，实现了个人修养与治理成效的统一，也印证了唯有以修身立德为根基，方能行稳致远、造福于民的永恒道理。 “修己以安百姓”，蕴藏着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哲学智慧，对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一理念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从长征路上为百姓留下“半条被子”的红军女战士，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从“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雷锋，到“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无数共产党人在提高自身党性修养的同时，把汗水和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全部实践中，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修己是起点，是方法，是终身课题；安百姓是目标，是价值所归。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都需要我们冲锋在前、攻坚克难。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深刻领悟“修己以安百姓”的时代内涵，将修身融入日常、落在实处，树立和

《小窗幽记》中有言：“世人皆醒时作浊事，安得睡时有清身；若欲睡时得清身，须于醒时有清意。”此言切中肯綮，警示世人：白日里若行沾染污浊之事，夜晚又如何能拥得一份清白宁静？要想身安心静，须得在清醒之时，心存清正之意。 现实往往令人唏嘘。许多所谓的“糊涂事”“污浊事”，并非发生在神志不清之际，恰恰是在一个人清醒明白之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识不破”，而是“忍不过”。道理都懂，但依然做着违背道理的糊涂事，症结就在于从“知”到“行”的鸿沟。正如古人所言：“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这般“知而不行”的弊病，在一些党员干部的贪腐行径中体现得尤为深刻。他们并非懵懂无知，反而精于算计、善于伪装，甚至在权钱交易时仍不忘规避风险。然而，侥幸心理使得身处危险而不自知，最终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那些一生清白、作风正派之人，即便身处复杂之境，亦能坦然无惧。他们无需担忧一时失言泄露贪污受贿之秘，也不必惶恐行事不周留下蛛丝马迹。正如古人所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光明磊落，从不是伪装出来的面具，而是高尚人格与持久品行的自然流露。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总以为能瞒天过海，殊不知纸终究包不住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愧于心、无悔于行，没有错“因”，自然不怕恶“果”。 耐人寻味的是，违法乱纪者往往最怕一个“知”字。他们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无人知晓”。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更可悲的是，很多时候，事情尚未败露，人的心神早已乱了方寸。现实中，有些腐败分子收受第一笔贿赂后，便寝食难安，见庙就拜；有的听到大街上警车的警笛声，赶紧念叨几句“菩萨保佑”。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糊涂身”，根源就在于“醒时无清意”。 “醒时有清意”，不仅是指思想上的清醒与坚定，更体现在行动上的自觉与坚决。头脑清醒，行事清白，方能校准人生的“准星”。综观那些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其共性在于丧失了诱惑面前的自控力、警示面前的醒悟力，未做到“知止善止”，最终滑向深渊。这警示我们，要做到清正廉洁，既要“识得破”陷阱，更要“忍得过”诱惑；一言一行皆要以党纪国法为准绳，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心底无私天地宽，心中不清难自安。在幽微之处、独处之时，更需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克制贪欲、祛除心魔、抵制妄念，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唯有如此，方能拥有坦荡敞亮的清廉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出自《论语·里仁》，意思是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却又以穿破旧衣服、吃粗劣食物为耻，这种人就不值得与他讨论学问了。此语强调追求理想者不应以简朴生活为耻。时至今日，这一理念仍然历久弥新。 “不以恶衣恶食为耻”是主动摒弃奢华铺张、回归简约适度的理性选择，其核心在于摆脱物质享受的裹挟，守住精神世界的丰盈与纯粹。《易经》里讲：“君子以俭德辟难。”《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价值观里，俭朴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基本德行。 古往今来，无数贤臣廉吏以俭立身、以廉从政，从不以衣食简朴为耻，常以奢靡享乐为羞。唐代魏征将节俭视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多次进谏力倡戒奢崇俭，杜绝劳民伤财，他本人更是居处简陋，生活俭朴；明朝于谦无论职位高低，始终衣着朴素、饮食简单，追求“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们将外在的节俭朴素内化为不可动摇的道德律令和政治操守，在宦海生涯中保持气节，最终千古流芳。 简朴生活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共产党人的价值本色。革命战争年代，方志敏虽然“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却一生简朴，用行动践行了“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的质朴理念。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工作者长期“以场为家，以苦为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最终研制出“两弹一星”。进入新时代，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住简陋宿舍，走访贫困户，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他们的生活极其简朴，但精神世界又何其富足。他们将物质上的“低欲望”与精神上的“高追求”结合起来，把简朴生活与崇高信仰统一起来，树立起一座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揆诸当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崇尚奢靡，在物质诱惑中迷失方向、触碰底线。有的慷公家之慨，超标准接待、违规吃喝；有的盲目攀比，讲排场、重场面，追求享乐奢靡，甚至借公务之机挥霍浪费。享乐奢靡从来不是小事小节，而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大量案例证明，一旦被物欲裹挟，往往会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逐步突破纪法红线，最终身陷囹圄，既毁了自身前程，更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教训极为深刻。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应发扬“不以恶衣恶食为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西汉戴德于《大戴礼记》中所载夫子之语，寥寥数语，道出了为政千古典要。所谓善治，非徒法之严明，更在情之通达。知民性，则施政有本；达民情，则举措有温。 古人深谙此道，将体察民情提升至关乎社稷兴衰、治乱安危的政治高度。“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即指如若缺乏对社情民意的充分掌握，往往会导致政策制定上的失误，进而引发社会混乱。纵览历代，古代先贤们将民生疾苦纳入庙堂朝议，鞭策吏治、施以仁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成汤对伊尹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简言之，即“以民情为镜”，把民众实情比喻成可以照见治乱的镜子，警示为政者要关注群众利益。 “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民情不在繁冗奏章中，亦非高坐朝堂可得，其真谛藏于田垄桑麻之间，蕴于樵歌渔唱之内。察民情者，贵在“入闾阎”。北宋范仲淹任青州知州时，“年高气衰，日增疾恙”，却不顾病体坚持实地走访，体恤民瘼，敏锐察知“支移”之法已成民之重负：青州田赋须远赴博州缴纳，路途之远、盘费之巨，令民众苦不堪言。范仲淹因情施策，推出“以款代粮”之法，令青州百姓折价缴款，官府再赴博州就地购粮。此举既纾解了民力，又保障了国课。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官者有没有功劳，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察民情非为终点，以民心为导向、以民意为标尺，这样的政绩才能经得起检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扎根风沙肆虐的兰考，深入田间地头查风口、探流沙、观水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求教治沙经验。正是这份“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百姓”的赤诚，让他摸索出科学良方，以实干换来焦桐成荫、绿野千里。“大山的女儿”黄文秀，扎根百坭村，遍访贫困户。她在拉家常、干农活中摸清脱贫堵点：缺技术、道路阻、销售难。她展现出年轻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请专家、修道路、拓销路，最终带领全村走出贫困。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为我们树立了察民情、解民忧、护民利的光辉榜样。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当以利民为本，主动走出机关大院，深入基层一线，在察实情中知群众冷暖，在听民声中辨政策得失，在汇民智中求治理良策，在解民忧中践初心使命，以务实之举顺民意、纾民困、暖民心，于实干笃行中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崭新篇章。（江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纵观古今，大凡能留下泽被后世“民心工程”的为官者，干事创业皆以民心为尺，以实干为本。 《礼记·大学》有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句话的意思是，老百姓喜欢什么，为官者就应干什么；老百姓厌恶什么，为官者就应反对什么。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清廉自守、爱民为本，大力推进水利建设，发动民众“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他利用大别山北麓“三面高、一面低”的地形筑堤蓄水，修成安丰塘，实现“灌田万顷”。这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陂塘灌溉工程，至今已延续2600多年。而孙叔敖的政绩，也被后人一直传颂。 倾心为民的事业，方能经受考验、经久不衰。孙叔敖去世300多年后，战国时期李冰坚持治水安民，也创造了一座伟大的水利丰碑——都江堰。当年，岷江年年水患，危害百姓。于是，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时，与其子以治水为己任，修建了都江堰，至今仍在灌溉成都、绵阳等7市40县农田，滋养2800多万人口。宋神宗年间，虔州（今赣州）瘟疫频发，知州刘彝上任后，为官务实，心系群众，决心排除祸患。刘彝认为问题在于水源上游淤塞，以致屡生水患、滋生疫病，便以“雨污分离”的新思路设计并修建了著名的福寿沟。历经近千年，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依然护佑着一方安宁。刘彝被后人称为“治水清官”，他的铜像如今坐落在赣州城北的宋城公园。 谁真正为民办事，谁秉承“民之所好好之”的政德，老百姓就会记住谁、敬仰谁。今天，人们看到韩公祠、范公祠，就会想到韩愈、范仲淹的德功事功；看到白堤、苏堤，就会想起白居易、苏轼的事业功业；看到六辅渠、林公渠，就会想起倪宽、林则徐的业绩功绩……这些从政者把好事实事留在山川江河上、留在人民的口碑里。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是共产党人的价值导向，也是党员干部的施政旨归。瑞金沙洲坝的“红井”，就是最生动的历史见证。当年毛泽东同志发现当地群众饮水困难，带领干部群众挖井取水。井挖成后，群众再也不用到池塘挑脏水喝了。如今，在瑞金沙洲坝，“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依然矗立。这口井，见证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就是我们干事业谋政绩的出发点。